《墨子》一书，原有71篇，现 存53篇，其中《尚贤》有上、中、下三篇，“尚贤者，政之本也”出自其中的上篇。文章的核心是讨论尚贤与政治的关系。

“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”。“治国者，以人才为药”。人才的选拔任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、人民的安居乐业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“天下为公、民为邦本、为政以德、革故鼎新、任人唯贤、天人合一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等，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重要体现，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”。任人唯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，对这一中华智慧，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为新时代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经验借鉴。

(资料图)

中华民族有尚贤以崇德的传统

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了尊道贵德的人文传统，因而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主张“陈力尚贤”，“尊贤以崇德”，渐趋形成了尚贤以崇德的思想文化传统。“尚贤”即重视发挥贤人的重要作用。孔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“举贤才”的思想，他认为国家要治理好就要选用贤才，如果能够“举直错诸枉”，不仅“能使枉者直”，而且会达到“民服”的效果;如果能够“举善而教不能”，则有劝善规过之效。管子也提出了“举贤良”的思想。墨子认为贤人是具有“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”品质的人，明确提出“不辩贫富、贵贱、远迩、亲疏，贤者举而尚之”的主张，强调“贤者为政则国治，愚者为政则国乱”，“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;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”，“虽有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”。

我国古代关于贤能的标准，一般从德与才的辩证关系中展开论辩，“才者，德之资也;德者，才之帅也”，“论才则必以德为本，故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”。综合来看，基本主张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贤能标准。如果符合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德才标准，则案名察实、选才考能、唯才是举，而不是取决于门第、资历、名迹，“苟得其人，不患贫贱;苟得其材，不嫌名迹”;也不是取决于亲疏好恶，强调“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，唯其宜可鄢”，“苟得其人，虽雠必举;苟非其人，虽亲不授”。
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加之凡事法久弊深，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以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的主张。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注“贤谓世俗之贤，辩口明文，离道行权，去质为文也”“不争功名，返自然也”，文子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争贤名的机理，认为“人之性情皆愿贤己而疾不及人，愿贤己则争心生，疾不及人则怨争生，怨争生则心乱而气逆”。也就是说“不尚贤”并非不重视贤才，而是从道法自然的高度主张不尚自贤，“行贤而去自贤之心”。

综合来看，古人关于尚贤与不尚贤的观点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互统一的，后者可以视作对前者的补充。关于这一点，文子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，他说“知贤之谓智，爱贤之谓仁，尊贤之谓义，敬贤之谓礼，乐贤之谓乐”，认为尚贤是知贤、爱贤、尊贤、敬贤、乐贤的统一。在尚贤以崇德的思想文化传统影响下，我国逐渐形成了“任官惟贤材”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的思想。

“国以任贤使能而兴”

“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”毛泽东指出，“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，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：一个是‘任人唯贤’的路线，一个是‘任人唯亲’的路线。”在尚贤崇德、选贤举能的思想文化传统影响下，结合原始社会时期尤其是尧舜时代禅让贤才、选贤举能的实践经验以及时代发展的要求，进入阶级社会后，我国在选人用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任人唯贤的原则。

尧舜时期我国就有了“尚贤推德”的实践活动，“舜授禹，以天下，尚得推贤不失序。外不避仇，内不阿亲，贤者予”。在夏商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，我国有卓识的政治家无不强调尚贤的重要性，深刻认识到“治国之道，务在举贤”，“能安天下者，惟在用得贤才”。桀纣任人唯亲国以亡;商汤启用伊尹、周文王启用姜子牙，坚持任人唯贤，国以立;齐桓公用管仲为相，成就霸业;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康熙等广开进贤之路，知人善任，国以昌。冯梦龙在《新列国志》中说：“历览往迹，总之得贤者胜，失贤者败;自强者兴，自怠者亡。胜败兴亡之分，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。”从历史上来看，凡是推行“任人唯贤”原则和路线的，强调要充分实现“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”，往往与国泰民安、国家昌盛紧密相关;凡是推行“任人唯亲”原则和路线的，往往与国亡政息相连。数千年的政权更替、国家兴衰证明“国以任贤使能而兴”。

我国古代任人唯贤的政治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。一是强调任人唯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，主张“任贤勿贰”，反对任人唯亲、任人唯利，当然也不是说走向任人唯疏乃至任人唯仇的反面。二是与时俱进确立德才标准，明晰任人唯贤之道，“博询众庶，则才能者进矣;不有忌讳，则谠直之路开矣;不迩小人，则谄谀者自远矣;不拘文牵俗，则守职者辨治矣;不责人以细过，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”，从而实现“以贤易不肖”。三是从制度上保障任人唯贤原则的贯彻落实，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养士、荐举方式，两汉则形成了察举制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九品中正制，隋唐以来科举制成为选人用人的主流制度。可以说，正是任人唯贤理念在一定程度的实践落实，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不断扩大人才选用范围，广开进贤之路，广纳人才。如《新唐书》记载唐太宗李世民“任官必以才。虽亲若襄邑王神符，不妄授;若才，虽仇如魏征，不弃也。”当然，我国古代任人唯贤的思想和实践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，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。

坚持任人唯贤重在选贤举能、公正用人，还要知人善任

坚持任人唯贤重在选贤举能，“选贤论材，而待之以法”。一方面要确立并坚持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“贤”的具体标准，克服现实中存在的任人唯亲、任人唯利等弊端;另一方面，要把握好德与才的辩证关系。《康熙政要》记载康熙“观人必先心术，次才学。心术不善，纵有才学何用”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，就要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。同时，不仅要坚持以德为先，还要突出能力、业绩导向，具有会干事、干成事的真本领。

用人以公，方得贤才。任人者唯有严以律己，秉持公心，坚持公道正派，克服出于私心的亲疏、好恶、偏私、利害等弊端，才能更好广聚贤才。清人孙嘉淦认为如果任人者习惯于听闻赞誉，则“喜谀而恶直”;如果习惯于见闻皆然，则“喜柔而恶刚”;如果习惯于自贤自是，则“喜从而恶违”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“喜小人而厌君子”的弊端。这样，“治乱之机，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”。因此任人者要注重在听闻、见闻、心理、思想等内在方面加强修养，坚持公道正派，坚持为事业而用人，推动形成“善则赏之、过则匡之、患则救之、失则革之”的良好风气。

“人之行能，不能兼备。”坚持任人唯贤还要知人善任，“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”，“用其所长，弃其所短”，同时“用人随才器使，无求责备之心”。结合人才的自身长处与事业的实际需要，合理安排，在选人用人过程中不求全责备而是充分发挥其长处、避免其短处。此外，坚持任人唯贤，还需要强化制度约束，完善制度体系，着力形成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，保障人尽其才、用有所成。

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”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，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、根本性问题来抓。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，需要汲取古人关于任人唯贤的思想精华，借鉴任人唯贤的历史经验。当前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、任人唯贤，坚持公正用人、知人善任，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，以更高的站位、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、使用人才、配置人才，实现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、用有所成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

来源：北京日报 作者 安丽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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